千百年来，中国的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苦苦追寻一个理想的社会。从古代的孔子、孟子，到近现代的康有为、孙中山，都曾进行过这样的努力。在我国儒家经典著作《礼记》中，就曾对儒家理想中的“大同”世界做过美妙的阐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

　　儒家所推崇的这种“大同”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东晋时代大诗人陶渊明曾写下了名垂千古之作《桃花源记》，在这篇文章里，陶渊明幻想、臆造了一个环境优美，没有战乱，没有剥削，没有压迫，人人劳动，个个享乐，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的太平世界。到了近代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凝聚人心，也曾在其颁布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里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“有田同耕，有饭同食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，无处不均匀，无人不饱暖”的未来世界。晚清思想家、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在其《大同书》中，也曾描绘出一幅无私产、无阶级、无家庭、无邦国、无帝王、人人相亲、人人平等的“大同”世界。

　　但是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中国的这些先哲们不可能真正找到通往“大同”世界的途径，“大同”也只能停留在幻想阶段。